原标题：寻找庾文翰  深港合作迈出重要步伐

（南方都市报 2010年3月24日）

    假如庾文翰没有失踪，香港市民也不会看到，在香港需要帮助时，深圳有伸出援手的诚意。寻找庾文翰的过程，为原本已趋密切的深港合作开辟了一个新模式。

    寻人启事：庾文翰，男，香港人，1985年出生，身高约1.68米，微哨牙，智力等同2岁，和人沟通困难，不懂表达，常有“手指指”及用右手手指敲打左手手背动作。2000年8月24日失踪至今。

    弹指间，近十年一晃而过。至今，这则寻人启事仍有效。

    香港少年从地铁“逃离”

    庾文翰是一名香港智障少年。他在香港一间寄宿制特殊学校上学。因为好动，妈妈黎慧玲平时带他出去，都要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生怕儿子意外走失。

    2000年8月24日下午，庾文翰的父母带着他和弟弟，去香港弥敦道福兴酒楼饮茶。喝完茶后，一家人去地铁站坐地铁回家。黎慧玲拖着文翰上了车，文翰先坐下。黎慧玲正想坐下，文翰突然起立，瞬间挣脱了妈妈的手，转身走出列车，又上了电梯。黎慧玲赶忙追出去，并立刻打电话给文翰的爸爸，让他从上往下追。黎慧玲清楚地记得，文翰上了扶梯后，还回头朝妈妈哈哈笑，从此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

    两地展开寻人大行动

    2000年8月27日，庾文翰一个同学的妈妈打来电话，说在罗湖口岸见过文翰。她描述了当时文翰的外貌、着装，全都吻合。

    黎慧玲和丈夫闻讯后，马上从香港赶往深圳。他们先后向深圳的边检部门、口岸附近的派出所、深圳的收容所、医院、精神病院查询文翰下落，还四处派发寻人启事，连比较边远的布吉、沙井都去查找过，但没有下落。

    随后，有目击者证实8月24日下午，庾文翰从香港到了深圳，深圳公安人员证实确实见过他的踪迹。

    一名智障少年是怎样从香港来到深圳的？香港保安局专门就此事进行调查。2000年9月，调查报告得出结论，指出香港入境处和警方都有失职。根据调查报告，8月24日下午1时25分，有人从香港到深圳等待过关时，看到一名少年神色彷徨、四处张望，看起来是智障。

    下午1时29分，庾文翰冲过罗湖联检大楼出境大堂柜台。香港入境处人员追截未果，但没有向上级汇报此事。

    下午1时47分，香港入境处接到深圳边防人员来电，称截获一名大约15岁的智障男童。下午5时05分，深圳边防人员将男童移交至港方，香港入境处职员开始查问男童，并向警方失踪人口组调查。

    下午6时10分查问结束，香港入境处未能证实男童是香港居民，又将该男孩送回罗湖边检站。由于边检站对此类人员无处理权，按照有关规定，将该名“无任何证件，又疑为弱智”的男孩送交附近的罗湖公安分局嘉宾派出所。派出所民警为他更换了衣服，清洁了身体。过了不久，被安排在值班大堂等候的庾文翰悄悄离开派出所，罗湖警方寻找数日都未见其踪影。

    8月30日，事发后不到一周，香港媒体率先报道此事，立刻引起港府高度重视。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致电时任深圳市市长的于幼军，希望深圳市全力协助寻找庾文翰。此后，深圳部署全市警力展开地毯式搜寻。有位不知名的香港人士还为寻找文翰悬赏100万元，粤港两地媒体不遗余力地报道。

    2000年9月14日，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梁国聚约见广东各大传媒记者。为尽快找到庾文翰，广东省公安厅已先后多次发出紧急通知，还召开专门会议，动员全省公安机关和民警协助寻找。

    寻儿未果母亲在牵挂

    十年来，庾文翰的母亲黎慧玲从未放弃寻子。

    2001年6月7日，黎慧玲特别致电本报，请本报刊登她亲笔写的一封致全国同胞的求助信，她呼吁全国同胞都能体会一位母亲的苦心，继续协助寻人。

    如今，黎慧玲的心情已颇为平静。“逼出来的，我经常提醒自己，日日流眼泪解决不了问题，但内心的痛苦是无法抑制的。”虽然文翰失踪了十年，但仍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她会坚持下去，“牵挂最难受，更何况是一个未知生死的儿子”。

    本报记者　黎媛

    隐情

    不愿为儿子申领死亡证

    2007年8月24日，离文翰失踪已整整7年。无论有没有证据表明他的生死，庾文翰的父母都可以为他申请死亡证并视为“法定死亡”。但他的父母仍否认庾文翰“死亡”且无意申请死亡证。

    据港媒报道，有消息称文翰已在内地火化。今年1月24日，黎慧玲接到一谢姓内地女子电话，称文翰出事后数天已在肇庆火化，建议她到当地公安局查询。

    2月初，黎慧玲手拄拐杖来到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探望轻微脑中风的陈婆婆——— 她退休前是肇庆市殡仪馆的收费员。

    据陈婆婆回忆，2000年8月25-30日，罗定汽车站广场两间店铺中间的小巷里，发现一具年约15岁的男性尸体，他身上没有身份证明文件，打扮也不像本地人。罗定公安局当时以“无名尸”处理，拍照存盘后，交由当时全市唯一的肇庆市殡仪馆负责。

    黎慧玲坦言，过去数年，她得到太多捕风捉影的消息，“每次梦醒都是空的，文翰始终不在身边”。所以，她对陈婆婆的说法也不敢尽信。

    假如

    若不寻找庾文翰 合作或无大跨步

    对于个体，人生有太多饱含追悔的假如。但我们不妨宏观点：2000年，香港和内地的合作往来尚处于探索阶段。假如庾文翰失踪事件没有发生，深港双方的合作步伐也许不会迈得如此快、如此大。

    此事发生前，深圳和香港更多层面上的合作，只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合作。庾文翰失踪后，在深港媒体的高度关注下，他被证实在深圳出现后的第三天，时任特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就和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取得联系，要求配合寻找。当晚，深圳就出动7000名警员，进行地毯式搜寻。

    无论从力度到规模，这次深港合作都是前所未有的。假如庾文翰没有失踪，香港市民也不会看到，在香港需要帮助时，深圳有伸出援手的诚意。

    假如庾文翰失踪事件没有发生，深港民间合作的大门也不会如此快地打开。香港保安局助理局长刘少恒曾评价说，寻找庾文翰的过程中，深港两地合作是史无前例的，透过这一事件，为原本已趋密切的深港合作开辟了一个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