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已经帮助3555名被拐儿童找到亲生父母
近日,云南省开远市铁路警方破获一起跨省贩婴案,解救的11名婴儿目前安置在云南省开远市儿童福利院。
虽然刚进来时大部分孩子们都有肺部感染、脑膜炎和白内障等疾病,云南省开远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王立艳介绍经过福利院的精心护理和医院的及时治疗,这些孩子的身体情况都比较健康。
除了来自福利院的悉心照料,王立艳说自从公安部门将孩子照片和联系电话对外公布,帮助寻亲,每天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人到福利院咨询捐助、领养这些孩子。为了保障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开远市儿童福利院安排了五位护理人员全天候照顾,并为孩子们配备了婴儿室、配餐间、观察室和洗澡间等。一些爱心人士捐助了衣物、尿不湿等物品。
日前,昆明铁路警方从一起拐卖案件入手,经过一年的侦查,打掉一个贩婴团伙,解救婴儿11人。
据警方侦查发现,一个以云南昭通籍男子龚某为首,纠集人员从云南省砚山县、广南县等地收购婴儿,继而向福建、山东等地进行贩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今年4月4日,团伙主要成员龚某在云南省砚山县被抓获。据其交代,该团伙由家族式成员纠集组成,长期在云南文山州一带活动,以8000元至1万元的价格向当地收购婴儿,再以10万元至14万元的价格贩卖到福建、山东等地。
近日,在公安部统一协调指挥下,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4名,解救被拐婴儿11名,其中男婴7名,女婴4名。
尽管得到了妥善安置,这些孩子的回家之路并不平坦,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梁勇说,因为拐卖环节多,嫌疑人和嫌疑人通过电话交易,给警方寻找被拐儿童父母带来一定难度。“在本案中,一些孩子父母也涉嫌参与拐卖犯罪,这样的话他们也将面临刑事处罚。”
昆明铁路公安局宣教处处长李鸣放说,按照相关规定,如果孩子在两年内没有确认找到其亲生父母,或者其父母面临刑事责任,民政部门可以为这些孩子办理领养手续。
在该起跨省贩婴案中,虽然警方已为被拐婴儿采血并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与已有的寻亲DNA数据自动比对,但并没有比对成功。
由于存在买方需求和贫困等原因,贩婴案件时有发生
据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介绍,由于存在买方需求和贫困等原因,拐卖儿童犯罪屡打不绝。
“由于公安机关不断加大打击力度,采取盗窃、抢夺和拐骗方式实施的拐卖儿童犯罪发案在不断下降,但贩婴犯罪仍时有发生,” 他说。
他说,公安机关破获的拐卖婴儿案件中,有些是孩子出生后父母不愿意抚养,孩子落入人贩子手中被转卖。也发现有的贫困地区的村民出卖亲生子女牟利。
在中国一些贫困地区,“相比较依靠种地而艰难的维持生活,有的人认为卖孩子没有任何经济成本,也是一个赚钱的快捷方式,”
陈士渠说,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一些人传统思想观念作祟,如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儿女双全等,他们愿意去买或是收养被拐卖的孩子,甚至觉得买被拐的孩子是“一件好事”。
据云南打拐民警介绍,通常在一些贫困地区,如云南和广西等,人贩子购买孩子的价格通常在1-3万元间,而经过转手贩卖到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和福建等,可以卖到7-8万之间。
“孩子不是商品,国家法律严禁贩卖儿童,” 陈士渠说。“ 公安机关对拐卖人口犯罪一贯实施零容忍政策,全力打击。”
正在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建议对买方市场入刑
“强烈的市场需求和对买方的打击不力是导致贩婴犯罪高发的主要原因,”公安大学刑侦学院院长戴鹏说。
“警方必须要加大对买方市场的打击力度,并且司法机关要从重处罚这些买家,” 他说。
近期新修订的《刑法九草案》中明确提出,中国司法机关将要严惩这些买家。“购买被拐孩子的买主将一律被视为犯罪,情节严重的将面临刑事处罚。"目前,该修正案已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待批准。
在过去,如果这些买主不阻扰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儿童和不虐待这些孩子,按照中国刑法原有的规定,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刑九修正案》生效后,将极大遏制买方市场的需求,有利于从根源上打击贩婴犯罪,”戴鹏说。
据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李微介绍,如果被判处拐卖犯罪,犯罪分子将面临五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如果情况严重,如拐卖儿童超过三人以上,导致孩子死亡,重伤或是将其贩卖到境外,犯罪分子将面临十年以上,最高死刑的处罚,”她说。
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在打拐中发挥积极、显著作用
据陈士渠介绍,多亏了全国DNA打拐数据库-一项在打拐中发挥显著作用的科学技术,近年来通过DNA比对,已经成功帮助数千名多年前被拐的儿童找到了他们的亲生父母。
据公安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自2009年建库以来,通过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已经成功帮助3555名多年前被拐儿童找到了他们的亲生父母。
“全国DNA打拐信息库在帮助被拐儿童和他们分散多年的父母重新相认方面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张宝艳说。
她说,分散了多年后,时间能改变一个被拐孩子的体貌特征和声音,但是他的DNA信息却永远改变不了。
陈士渠说,一旦父母报案孩子失踪被拐,或是警方在工作中解救被拐儿童或在走访摸排中发现来历不明儿童,他们会立即给他们免费采血,之后把血样送到全国指定的DNA实验室进行检验,之后输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进行自动比对。
“只要父母的DNA信息在全国打拐DNA信息库里,来历不明的孩子DNA信息输入就能自动比对,比对成功就自动提示。之后我们还有复核程序,重新确认后将孩子送还其亲生父母。”
运用新媒体技术,发动群众帮助更多孩子回家
除了公安机关对拐卖犯罪的高压严打和开展广泛深入的反拐宣传,陈士渠说公安机关也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发动媒体和群众协助警方查找失踪被拐儿童和搜集拐卖线索。
陈士渠实名注册微博,发布反拐常识以及寻亲信息。他的新浪微博已经有640万粉丝,腾讯微博也有210多万粉丝。
“我们利用微博、微信发动网民协助警方查找失踪被拐儿童、收集拐卖犯罪线索,效果很好。”
此外,公安机关还利用科技信息手段加强与媒体合作,形成了儿童保护的合力。
今年11月3日,在人民日报社、全国妇联指导下和公安部打拐办支持下,“守护宝贝——让每个孩子安全成长”公益行动在北京正式启动。
行动倡议建立全国儿童安全报警系统,开通“守护宝贝”寻人平台、开展“守护宝贝”安全公益教育,通过共同努力,为孩子安全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副主任丁伟表示,“人民日报社将调动全社资源,和权威部门联动把丢失孩子的信息发布出去,把家长的寻亲信息发布出去,并呼吁全社会保护儿童安全。”
去年9月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大型公益寻人行动《等着我》,旨在打造全媒体平台帮助更多人圆自己的寻人团聚梦。
虽然昆明铁路公安解救的11名被拐卖婴儿还没有找到他们的亲生父母,梁勇相信科技信息手段的进步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正在拉近被拐孩子与他们亲生父母的距离。
打击拐卖儿童案件面临现实挑战和下一步工作重点
陈士渠也坦言,警方在侦破拐卖儿童案件、打击买方市场等方面还面临着现实挑战。
“有些拐卖儿童案件发生在很多年前,涉案孩子已经长大,对自己被拐的经历一无所知,而且体貌特征和个人信息发生改变,给警方破案解救带来很大困难。”
他说,今后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强化来历不明儿童摸排比对和采血工作,力争通过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找回更多被拐儿童。
同时,公安机关要快侦快破现行拐卖儿童案件,对拐卖儿童积案要强力攻坚。要重新梳理以前的拐卖儿童积案,循线追查,力争再找回一批多年前被拐的孩子,他说。